“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部史书，即为前四史四本书。包括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南朝范晔的《后汉书》以及西晋陈寿的《三国志》。

《史记》系纪传体通史，一百三十卷，西汉司马迁著，约成书于西汉武帝征和年间。“史记”一词，东汉之前乃一切史书之统称，后始为司马迁史书之专称，原书最初被称作《太史公书》，到东汉桓帝才改称为《史记》。此书体例为纪传体之滥觞，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以纪和列传为主体，故名纪传体，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征和三年三千年的历史。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汉书》又称前汉书，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撰，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诵，《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后为她素服举哀。

《汉书》包括帝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作为一部封建史书，《汉书》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的封建性。它宣扬汉家王朝上“承尧运”，“以建帝业”；汉高祖刘邦“实天生德，聪明神武”。这就为当时以继承西汉正宗而建立起来的东汉封建统治，披上一层神秘外衣。制造了其存在的神学合法依据。《汉书》认为，人民对于封建统治者，应该有“守职奉上之义”。必须服服帖帖地做到“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统治秩序。不难看出，班固的史学思想正是时代和他本人情况的反映。当时的东汉王朝。专制主义封建制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班固师承儒家正宗之学，又有着封建官宦的家世。这一点与司马迁作《史记》时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历来人们喜欢对比班马，但是必须首先分析其时代的同异和个人经历、家世之差别，然后才可以得出历史主义的正确认识。否则，或褒或贬都会失去应有的依凭。《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对于中国后世的正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这部书记载了整个东汉（自光武帝刘秀至献帝刘协）近二百年的历史。在整个《后汉书》中，范晔所撰的“纪”、“传”当然是最主要的部分。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他曾任宋武帝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因为触怒了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他郁郁不得志，于是发奋编写《后汉书》。在刘义康和宋文帝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范晔受到牵连，于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名被杀。范晔是很有才华的史学家，他在各家《后汉书》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删繁补略，自定体例，订伪考异，写成了《后汉书》。这部书具有简明周详的特点，因而能拔起于众家之后。从思想上看，《后汉书》对东汉流行的谶纬迷信持批判态度，对东汉后期豪强专权下的黑暗政治也有所揭露。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较注重道德品质。在体例上，《后汉书》把东汉一代在位时间短、事迹不多的殇、冲、质三帝附在其他帝纪后面，又开创了给皇后增作本纪的先例。这既反映了他对君权的尊崇，又反映出东汉一代皇后在政治地位上的日益强化。另外，《史记》、《汉书》中已经有了“类传”，即把同一类的人物放在一起作传；《后汉书》在这方面新创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等。其中《党锢传》、《宦者传》反映了东汉封建政治的重要特点。在《儒林传》之外新立《文苑传》，表明文学和经学开始分家。至于《列女传》，又在纪传体史书中开创了为妇女立传的先例。著名的汉末女诗人蔡文姬就收在这个传中。在文学价值方面，《后汉书》的“论”、“赞”是值得称道的。作者自认为是“精意深旨”，后人更推崇它有“奇情壮采”。

《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 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全书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陈寿是晋代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与《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