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手拿相机、正在捕捉生活风情的老人叫杨溥涛，当时八十六岁，和他擦肩而过的邻居、游人很少有人知道他为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留下了几千幅珍贵图片，也是胶片时代新华社留下照片最多的摄影记者之一。翻看杨溥涛的照片风云激荡、百味杂陈，几乎等于把中国解放后四十年的中老历史重读了一遍。

他曾自言:“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最高兴的就是抓拍到了一张非常满意的照片，自己举个例子来讲、这个英国女王访问上海，最后在她的游艇上举行招待会，招待李先念夫妇，那天只(容许)给记者一分钟的时间，自己事先都做了准备，一到那里就准备拍了，但是自己举起照相机来一看，先念同志的眼镜掉下来了，挂在下面挺难看的，因为就一分钟的时间自己赶快说、先念同志你赶快把眼镜往上推一推，旁边陪同的同志帮助自己提醒，说你把眼镜向上推推，他听明白了、把眼镜往上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英国女王跟亲王也都在看着他、在那里笑着看着他，自己没有等女王跟亲王回过脸来自己赶快按下了照相机快门，拍到了一张比较生动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独一无二。

杨溥涛的摄影经历和新中国的成长同步，1949年8月喜爱写作的他考上了华东新闻摄影学院，三个月后他被分配到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也就是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的前身。分配到摄影局以后，主管人事的何慧同志就找他谈话，问杨溥涛他愿意当摄影记者还是愿意当编辑，自己爽快地回答，自己说我愿意当摄影记者，她说为什么，自己说我这个人好动，就这样，自己就被分配到了摄影处记者室。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刚迈出校门没多久的杨溥涛作为老记者袁苓的摄影助手被派到朝鲜，在战火硝烟中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朝鲜，他们追随人民军越过了三八线，经过汉城、大田、一直到最南边的洛东江边，过江就是大田跟釜山前线，在沿途、他们拍摄了不少战地的照片。回到大田以后，忠清南道的委员长就告诉他们，说朝鲜劳动党中央要你们赶快绕道东线的元山回平壤，他们说为什么，说美军在仁川登陆、汉城危在旦夕。哎唷，他们就赶快向元山进发，当他们离开大田不久，通往元山的一条大桥被美军炸毁了，这一下子怎么办，当时袁苓同志当机立断，冒险还是从汉城回平壤，当时因为美军飞机轰炸得很厉害，为躲避美军的轰炸、只能够晚上开车。有一个叫西冰库的渡口他们从那里渡江到了汉城，朝鲜回来以后，这个当时(我)他们是社会主义阵营唯一派往朝鲜战地采访的摄影记者，他们在朝鲜拍了很多东西，回来以后，摄影局就向全世界发稿，有些美国的战俘的家属还给他们来信，要“我(他)们”帮助他打听他们的亲人的下落，所以这次朝鲜战地采访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这张照片是《一面永不褪色的红旗——上海国棉一厂裔式娟小组》，这个是裔式娟，这是她组内的一个骨干。拍摄这组照片的时候，自己是在她们厂里蹲点的，每个礼拜四到她们厂里去、在那里劳动，一边劳动、自己带着照相机一边跟她们劳动一边自己就观察，等到自己发现有典型的情节跟典型的瞬间的时候自己就赶快抓拍一张。这组照片基本上都是这样拍的。多年来杨溥涛养成了一种思考习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注重观察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百姓民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陷于崩溃，党中央做出了让人民休养生息的决定，许多摄影记者因此转向公园街头拍摄休闲照片，而杨溥涛却反其道而行之，按照新华社深入实际、调查研充的传统他决心深入到工厂基层去调查采访。在蹲点劳动过程当中自己发现我们不少的基层干部把国家发给的极少的肉票压在玻璃板底下，不去购买为了帮国家减轻困难。有一天，自己跟国棉两广的党委书记到裔式娟家里去拜访，党委书记就跟这个小组长颜粉玲讲，说有一天我从厂里出来、碰到你的女儿在厂门口，我问她、你怎么在厂门口，她说我等妈妈，他说你以后不能一天到晚都待在厂里、把家庭不顾，让孩子们在门口来等妈妈、这样是不行的。自己听了以后心里非常激动。在两年里，杨溥涛陆续拍摄了多组百姓战胜困难、为国分忧的励志照片，其中这组反映上海三万百姓在崇明岛围垦荒滩的作品反响特别巨大。当时条件非常艰苦，那个是在芦苇滩上，那个芦苇都刺脚的，搞的不好把这个脚要刺破的，下头都是烂泥，就在那个荒滩上开垦。大家都住在一块，自己在那里有半个月，大家都很熟了，反正自己看到好就拍了。这组稿子回来以后交给社长，他看了以后不敢签发，因为中央要求让人民休养生息，我们发《两个厂的竞赛》这不是跟中央的精神违背的吗，但是自己觉得不、没有矛盾，一方面不能再像“大跃进”时候那样蛮干了;另外一方面，战胜困难还是要靠大家艰苦奋斗，所以自己说服了赵棣生发到总社，总社发稿以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显著的地位登出来了。

1978年的冬天，尽管冰雪还覆盖着祖国北方的土地，人们却感受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春节来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十年文革加上读书无用论的流毒一代年轻(青)人都被耽误了，如何看待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成为众议纷纷的大课题。

国家急需建设人才，而我们的知识层又变成了断层。这个矛盾怎么解决自己一直把这问题挂在思想当中，有一天、杨溥涛他陪外宾经过南京路上海图书馆看到门口排了长长的队伍，当时在汽车上也不能下来，那么就引起了自己的好奇心，第二天一早自己就赶到图书馆，一看又是长长的队伍，再仔细一看都是年轻人。这是他们正在等待开门，这是在等待开门之前有的在看报、有的在做习题，有的在吃早点，进去以后整个阅览室都坐满，而且鸦雀无声、大家都在认真的学习，等到了吃中饭的时候自己说怎么大家都不去吃中饭，发现一个小女孩从书包里拿出来一个面包，就在那里啃面包，一会儿大家都从书包里拿出来自己带的干粮吃。当自己要走出来的时候，要走出那个阅览室的时候发现一个小女孩子她就趴在书桌上，中午休息、她不舍得离开那个位置，在那里打瞌睡、休息，自己又拍了这个镜头，这是最后一个镜头、离开了。

八十年代年轻人究竟什么样，不着一字、今天你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图片发稿后广受全国各地报纸的欢迎，《人民日报》甚至用同一主题两次连续刊用极为罕见被评为全国的好心人图片。在新华社上海分社尽管杨溥涛主要负责经济报道，但是他对于多个领域都颇感兴趣，拍摄了各种以小见大、走街串巷的好心人照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大门逐渐打开，1979年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斯特恩访华，在北京和上海举行了多场音乐会。当这位幽默风趣、致力于提携青年音乐人的大师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参观时，敏感的杨溥涛感觉到了拍摄的好时机。这幅照片后来成了他的标志性作品。它一排有十几个练琴房，自己很快浏览了一遍，自己选定了一个自己认为拉得最好的小家伙，自己就走进了她的练琴房，自己希望斯特恩能为这个孩子的琴声吸引，能停下来听一听，果不其然斯特恩从这个练琴房经过的时候他被这个孩子的琴声打动了，他就站下来了，站下来在窗口听，听得有兴趣的时候他把他的眼镜拿到额头，自己这个时候赶揿下快门，这是他最感兴趣的时候抓拍下来的这张照片。

为什么自己在那么多孩子、一长排的练琴房前选到了这个孩子，因为自己对这个西方古典音乐有些兴趣，杨溥涛他觉得作为一个记者，不仅要一专多能，还要对生活有广泛的兴趣，不仅分工范围的你要精通，就是各行各业的你都要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