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藏来答】

十八世纪的中西植物学交流密切，北京耶稣会北堂和欧洲各大植物园和科学机构建立了联系，在介绍、研究、收集和引种中国植物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张由北京耶稣会北堂传教士寄往欧洲的画作，可以让我们了解一段十八世纪中西园艺学交流中被人遗忘的轶事。

《圣心图》所见之北堂花卉十八世纪 佚名 圣心图 绢本设色 纵一八七·五厘米 横一三〇厘米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圣心图》是一幅由在京的法国教士寄往欧洲的画作。该画尺幅巨大，包含了众多人物和建筑细节，为研究北京耶稣会北堂的建筑以及圣心瞻礼活动提供了翔实可贵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该画似乎有意地保留了大量的植物细节，除南首甬道边的二十棵石榴盆栽外，天主堂前的田字花坛共有花境一百八十四格，其中有一百一十六株花卉的花序和叶型清晰可见。

《圣心图》局部 图中可见院南首甬道旁的红白花石榴盆栽

《圣心图》局部

花卉在花境中分布错落有致，色彩交相呼应。细数图中花卉，可以确定至少有十八种夏日庭院常见的植物。据康熙年间成书的园艺学著作《花镜》所记，如要「四时有不谢之花」，则花的下种、分栽和移植需要讲求天文、节气和搭配。

《花镜》卷五中所见之荷包牡丹

然而，纵观《圣心图》中所见之花草，皆为夏季植物，缺少了其他三季花卉。若按此图配置花圃，那北堂花园很可能三季无花可赏，与中国文人理想的「四时花卉」之景有异。

北堂花园平面图重建 王风雩 绘

由此可见，相比宫廷植物种类的繁多和稀有，北堂所呈现的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庭院植物配置，而仅仅是一个夏季花卉的集锦。而且，画中无一例外都是中国原生花卉，比如玉簪花和荷包牡丹。一七八一年，白花玉簪和紫花玉簪第一次作为药用植物收入法国《中国药用植物标本大典》中。此外，《圣心图》中唯一一例的荷包牡丹，也是十九世纪才传入欧洲，此前欧洲并不见其踪迹。

《圣心图》局部

一七八一年《中国药用植物标本大典》所收录的白花玉簪和紫花玉簪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相比在欧洲流传的本草类插图，《圣心图》中所见的花卉并没有标注品种，也不具备植物学图像的特征，而更多地像是一张园艺效果图，为观者提供一个种满中国花卉的欧洲花境。

北京耶稣会北堂和中西植物学交流北京耶稣会北堂地处皇城西安门外蚕池口，原为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旧宅，是北京三个耶稣会天主堂中建成最晚的一个。十八世纪初天主堂扩建时，北堂就有花园，当时 「院之南首，有园圃数亩，内建宅舍」，即「南园子」。对比康熙时期的北堂平面图、《乾隆京城全图》以及现藏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北堂全景图》，北堂的花坛和南首用于摆放盆栽的甬道应该在一七五〇年完工，而整体格局在一七七五年天主堂移交法国遣使会后，并无太大变化。

十九世纪早期 北堂全景图 纸本设色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藏

据书信所记，传教士巴多明和汤执中都曾在南园子中尝试培植西洋花草。从时间上看，一七四〇年抵京的汤执中很有可能是北堂花园扩建的参与者。作为专业的植物学家，他除了向欧洲介绍中国植物外，还和巴黎、牛津、伦敦、圣彼得堡等地的科学机构建立了联系，并用各地寄来的种子在清宫园林中成功培养了含羞草、银莲花、大小旱金莲等欧洲花草，轰动一时。

汤执中对中国植物的收集满怀兴趣且有着严谨的科学态度，而对人工培育的园艺植物却并不关注。

《本草品汇精要》中所收录的紫玉簪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除了风干的植物种子和标本，汤执中还向欧洲寄送了定制的《本草纲目》插图，体现出其作为植物学家的关注重点。

基于此种原因，十八世纪中前期，欧洲植物园中所拥有的中国园林植物屈指可数。据十九世纪俄罗斯公使馆驻京医生兼汉学家贝勒的统计，一七八〇年以前欧洲所引种的中国园林植物仅有石竹和蜀葵两种，其他均为非园林植物。

嘉庆八年圆明园《芳碧丛保合太和殿地盘样》局部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十八世纪下半叶，中国园林植物开始大量出现在欧洲庭院。这里不得不提到另一位北堂传教士、植物学家韩国英。一七六〇年，韩国英来到北京，接替三年前病故的汤执中。他虽然延续了汤执中时代的传统植物学活动，但工作重心逐渐转移至中国园林植物、器物和中草药学。此外，韩国英曾在一七七二年与他人合作完成设色植物画册《中国的植物、花卉和树木》，并于一七七四年一月寄回巴黎，相信是用来补充其之前所发的文章。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该画册花卉类的插图大体延续了汤执中所收集的《本草品汇精要》体例，内容上与前文提到的《中国药用植物标本大典》有重合，推测为后者的图像来源。

汤执中所收集的角蒿属植物标本 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藏

可以说，北堂的植物学活动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后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变，重点从随机的野外植物收集、中国原生植物系统介绍，逐渐转移到对中国园林花卉、果木以及园艺技术的移植和推广上。这种转变，与传教士的更替、法国重农主义的兴起等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原文作者：王廉明（作者系：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研究所助理教授、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佛罗伦萨艺术史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原文来源：《紫禁城》2018年10月刊《北京耶稣会北堂和中国植物图像：十八世纪中西园艺学交流的一则轶事》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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